昨天晚上，與同事吃飯。回辦公室后，發了一條微博：春節前同事們聚餐，不少孩子散席后都返回租住的房間，打聽了一下，都挺貴的，單位附近的一居室要三千多元。如果不是家里資助，他們今后都買不起房。我感到八零后的生活，其實比我年輕那會兒，更加艱辛，但他們希望獲得的，卻比我那時要多得多。我感到”社會有問題”，卻說不清楚。

結果，有很多跟帖，令我頗有感觸。

我跟他們相差二十年。二十年前，我跟他們一樣，來到北京上班。一九九一年，一個月大概有三五百元的收入。兩年后上升到了千元。另外，單位可以分房子。大概上了五六年的班后，我分到了兩室一廳的房子。那時候的時尚東西，比如BP機什么的，也都有了。我在一九九二年買了第一臺黑白的筆記本電腦。那時常與同事一起到西門外下館子。買書也很多，書還很便宜。二零零零年，我的《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記》(《火星照耀美國》)出版，四百多頁，賣十七塊錢，現在再版，同樣厚，要賣四十塊錢。一九九八年我有了手機。

我覺得，”八零后年輕人”與我那時不一樣的是，他們面對更豐裕的社會，有更多的生活需要去享受。一九九一年，對于年輕人來說，沒有蘋果手機，沒有出國旅游，沒有錢柜，沒有那么眼花繚亂的衣服、化妝品、手表、運動鞋，沒有那么多的電影、影碟、圖書、動漫、科幻……是的，科幻，現在年輕人可以去參加成都的科幻大會，坐火車或坐飛機從很遠的地方過去。那時，我幾乎沒有這么想過。另外，他們還有電子游戲，有穿越、懸疑和盜墓。同時，我那時的必需品，他們也都還要擁有，比如筆記本電腦，比那時便宜不了多少。而他們的確面臨更多的需求，他們要買房，他們要買車。這些都要花錢，花大錢。我無法想象，他們那每月三四千塊錢的收入，怎么去滿足。

我那時還能看得到未來，我不會說，我靠工資一輩子買不起房。但八零后靠工資，目前來看，的確一輩子買不起房。

社會出了什么問題?一九九一年，我作為科幻作者想象過，二十年后，中國的很多問題應該都解決了。我年輕時出生的一代人，會過得比我更幸福、更豐裕，這絕對絕對是沒問題的，否則，時代就停滯了或者倒退了。

但如今的年輕人，活得比我那時，壓力更大，磨礪更多，形容他們，常常有“”苦逼一代””。這首先是物質上的。而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。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也很尖銳的問題。時代難道真的停滯或倒退了?

我在想，一九九一年時，社會上當權的，大都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。他們為什么沒有創造出一個比期望中更美好的社會?他們為什么沒有給年輕人帶來更充裕的各種財富?

八零后與我另一個不同的是，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，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。

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生人的不同，是我們這些人更現實更世故。經歷了文革，經歷了八九，很多人都只顧個人，只看眼前，理想幾乎喪失了。但我覺得八零后更純真。他們對未來的烏托邦有憧憬，他們有夢，盡管那么大的壓力，但他們看到了很多的美好。他們的眼神是清澈的，他們的笑容是陽光的，不像一些五零后六零后那么虛假和城府(我們在二十年前就那樣了，而且我們比八零后更懂得怎么去搞“關系”)。他們會為一本書、一部電影感動得流淚。他們有很單純的理想。他們工作很認真、很敬業，常常是為了守衛心中的一份真誠。我也看到，他們中的不少尋找各種機會體驗那些純粹精神層面的東西。雖然他們沒有錢，但他們中卻有那么多人熱愛科幻。而我那時不是這樣。我到單位十年，身邊沒有遇上一個喜歡科幻的。但八零后來了后，這樣的人就多了。另外，他們的眼光很高，欣賞的東西，理解的東西，很深入。我們那時要思考一番的，他們一下就明白了。他們似乎也更有文化。更讓我有感觸是，他們的思維比較正常。六零后不少人已對很多蠢事習以為常，但八零后看一眼就知道什么很搞笑。

八零后活得很難，但他們卻在奧運會火炬被搶的時候，出來捍衛這個國家的榮譽。這讓五零后六零后很感動。但有些五零后六零后的人，早已不把這個國家當回事。有的人高喊著為中國爭民主自由的口號，其實在為自己謀私利。

在我看來，八零后(也包括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)應該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人。在他們之前的中國人，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農民，也就是用農耕意識來生活的人，有的人住在大城市里，但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大致是鄉村式的。不是說農耕不好，它卻與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人類進化大過程脫節。但八零后，從整體上講，是第一代真正的城里人。中國要現代化，這是一個新的起始點。

所以，我們現在要給八零后什么?如今掌權的，五六十年代的人，可能很少去這么想。他們在忙著升官發財，很多人并沒有良知和正義，房價就是被他們搞高的。八零后是在六零后的剝削中成長起來的。當然，主觀上講，六零后所做的一部分，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，也就是九零后的，積累一筆財富，讓他們今后不要過得這么難，但是，卻無法為八零后，或者”九零后”或零零后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大環境。這是殺雞取卵。因為這一代掌權的人，許多都很自私，貪得無厭，也很狹隘和保守。他們整體上還是沒有太多文化。有文化一些的，都在二十年前出國了。

我本來覺得，決定一個國家命運最關鍵的，就是要有創造性的東西，有”喬布斯”那樣的東西，這會在八零后這里勃發，但現在看來，還是很難。因為八零后的生活很難，同時又沒有遭遇前幾代人那樣的瀕死苦難。這樣一種半死不活狀態。他們理應創造更大器的東西，但他們被瑣事纏身，目光收了回來，思想和精神糾結了，打起轉轉。

房子當然是一個問題。不過我也看到，一些有些背景或者不那么有背景的家長，靠著自己用各種方式在八九十年代獲得的積累，已經給自己的孩子買下了房子，也把他們送到西方國家讀書。這些相對活得寬松的八零后，會在未來中國的發展中，扮演什么角色呢?我不知道。

而那些在城市里做著搬家工人、建筑工人的八零后呢?

要給八零后一些什么?比如，給韓寒一個更舒服和更自由說話的機會?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。我在看《金陵十三釵》時，印象最深的一個鏡頭，是片子開始前，韓寒扮演著一個廣告片中的角色。韓寒未能堅持他最初的“不拍廣告”的理想。也許這個理想本來就是錯誤的。但這的確也曾是理想，我年輕那時，沒有過這樣的理想。

我覺得，應該在一代人年輕的時候，就要讓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，不要過多陷入絕望。但中國的一些情況，正在讓大家變得十分絕望。很多東西，比如，住房，這并不是過分的要求。

六零后批評八零后為了買一個蘋果手機，不惜賣腎，卻沒有想到，這個手機本來是他或她該得到的。

八零后可能是中國曇花一現的、最后一代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。九零、零零后也許會笑話他們，怎么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糟，怎么那么的不切實際。

當八零后最終也與社會妥協，與五零后六零后妥協，當他們最終也變得世故和圓滑，中國就將再一次喪失創造的機會。這種事似乎總在發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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